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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的增減，關乎經濟運行全局，關乎全體國民。在經濟形勢依舊撲朔迷離的后危機時代，到底是增稅還是減稅，已成為各國政府難念的經。
為了對抗債務危機和維護經濟復蘇，歐洲游走在加稅與減稅之間，力圖尋求平衡，但似乎并不成功、反而引發(fā)了民眾極大的不滿。在美國，布什政府推行的全民減稅即將到期，奧巴馬提出了“區(qū)別對待”的修改方案打算為中產階級實施永久性減稅、對富人加稅，股神巴菲特亦持類似觀點。很多新興市場國家，例如印度，也推行了減輕稅負的經濟刺激政策。
對于中國來說，經濟危機爆發(fā)以來一直推行積極財政政策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、進行結構性減稅、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(jié)作用，是政策主基調。這和我國宏觀稅負偏高、已超過GDP30%的不合理現(xiàn)狀相一致。
但事實上，從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來看，很難找出有減稅的跡象：在發(fā)達國家的財政收入一般保持在1%左右的低速增長甚至負增長時，中國的財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較高的增速，而稅收增速更是高于財政收入增速。雖然隨著基數(shù)的提高，今年下半年月度財政收入增速有所放緩，但從絕對增量上來看依然驚人，預計全年財政收入可以輕松突破8萬億、稅收收入突破7萬億，增速超過20%，遠超居民收入增長。
遺憾的是，我們很難發(fā)現(xiàn)相關部門在結構性減稅方面進行制度設計和規(guī)劃，反而更多的表現(xiàn)為一種“加稅”情結，即想方設法增加新的稅收。給股市去泡沫，收印花稅；給房地產降溫，醞釀房產稅、物業(yè)稅；為了保護環(huán)境，出臺車船稅……種種理由設立的稅種，以及各種精心設置的“梯度征收”，不僅沒有實現(xiàn)減稅，反而是在物價不斷上漲的同時，讓公眾的消費能力再打折扣，這似乎與拉動內需增長的經濟調整政策相矛盾。
更重要的是，中國的中低收入者承擔的稅負過重，而不是像其他國家主要由富人來支撐稅收。對于普通消費者來說，個稅的起征點還是在2005年調整的，隨著居民收入的整體提高，該稅種不僅由一項名義上的“富人稅”變成了事實上的“窮人稅”。以統(tǒng)計局公布的三季度經濟數(shù)據(jù)測算，全國城鎮(zhèn)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為9941元，月均1104元，按照財政部門給出的1.97的贍養(yǎng)系數(shù)，就業(yè)者人均負擔的消費性支出已經達到2175元，超過了2000元的個稅起征點標準。其意味著居民的部分基本生活費用也被征稅，這不僅不符合國際慣例和個稅稅收理論，也不適應“擴內需”的經濟形勢。
要完成經濟結構的調整，本身就包含著對過去“重稅主義”政策的修正，這也是平衡國、民財富格局的應有之義。尤其是在通脹預期愈演愈烈的當前，如果不能修正收入預期，何談增強消費信心？要增加居民的收入，減稅才是王道，尤其是給中小企業(yè)和普通勞動者減稅。事實上，近期諸多研究者都開始呼吁減稅。例如，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就呼吁實施大規(guī)模減稅。只有通過財政稅收改革，提高公眾可支配收入，讓公眾可支配收入和GDP同步上升，上升速度甚至可以更快一點，這樣才能讓老百姓消費得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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