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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龍華區(qū)金牛新村因為被當地開發(fā)商“看上”而被列入了“舊城改造計劃”，由于政府組織的民調顯示，40％以上的居民反對，開發(fā)商知難而退，改造計劃流產，金牛新村得以保全。
有意思的是，金牛新村這個案例最大亮點，除了開發(fā)商的改造計劃被否的結果之外，更引人關注的恐怕是整個過程中讓當地居民想不到的很多“意外程序”：比如，當地政府并沒有和諸多已經被拆遷的小區(qū)一樣在民調上走過場，而是由區(qū)重點項目辦牽頭，街道辦配合，了解金牛新村業(yè)主對改造計劃的意見；再比如，當地政府沒有像別的地方那樣“吹偏哨”，幫開發(fā)商說話，而是將民意調查的結果如實公開。
也許這樣的程序在我們看來稀松平常，但只要認真觀察中國城市拆遷的真實生態(tài)，就會知道，這些“意外程序”的確具有很高的制度改進的價值。
從實際情況來看，金牛新村改造引起民意反彈的原因并不新奇：一是該小區(qū)建于上世紀九十年代，并非如開發(fā)商所描述的“年代久遠、房屋陳舊、物業(yè)管理松散……與周邊建筑環(huán)境極不協(xié)調”；二是補償方案引起了居民普遍的反對。舉凡中國式拆遷，特別是城市危舊改造項目，被拆遷居民反對者無非此兩條，但反對歸反對，在“商業(yè)利益”和“公共利益”不分的制度語境下，這種反對聲盡管來勢洶洶，但并沒有阻止中國城市拆遷的進程。
當然，這種罔顧民意拆遷付出的代價就是城市進程中留下的社會傷痕，而2001年就開始實施的“拆遷條例”無疑是給這種傷痕以合法化的制度武器。
好在評價城市進步的制度標桿并非止步不前，正在征求意見的新的《征收與補償條例》無疑在做著彌補這種傷痕的最大努力。對“征收條例”的價值與意義，論者多認為突出地表現在厘清了公共利益和商業(yè)利益的界限，并在補償的市場化上邁出了很大的步伐。這種評價不能說不精確，但顯然沒有點到本質——這是設計了一個確保各方利益博弈的法律程序，無論是公共利益的界定，還是市場化的補償，最終的實現都需要具體的法律程序予以保障，否則，只會走過去野蠻拆遷的老路。就現有的條例而言，不能說其在程序的設置上完美無缺，但起碼能看到對程序的重視。
不過，建立程序只是第一步，更關鍵的問題是程序的執(zhí)行，也就是說，必須在實際操作中，如何防止程序被擱置或者操控。這樣的擔心絕非多余，試舉一例，按照現行法律，建設項目的環(huán)境影響評價，應當公開征求公眾意見，但現實中，建設項目環(huán)評的公眾參與，實施情況極不樂觀，許多地方要么繞開，視法律規(guī)定為無物，要么進行人為操控，在民意調查上公然造假。
因此，征收條例當以環(huán)評公眾參與為鑒，在程序保障上作出更周密的設計，例如民意的征集，應該全程透明，杜絕暗箱操作，可以考慮引入第三方參與，如人大代表、政協(xié)委員等社會賢達，由他們對民意征集程序進行監(jiān)督；再如，應當確立程序的剛性，對于膽敢藐視程序或者人為操控程序的官員，必須嚴懲不貸，追究其行政甚至刑事責任。
�？邶埲A區(qū)金牛新村改造計劃被否是在新的征收條例頒布之前，在沒有制度確保的情況下，對于這種現象，我們不能過度拔高其意義，唯有給予民眾的參與和話語權以法治的程序，金牛新村才不會成為“烏托邦式”的特例。 |